【财新网报道】带小儿女访这家博物馆：透过化工看国运｜观展

行前做案头准备时得知，中国化工博物馆建成于2008年，是中国化学工业领域唯一的国家级行业博物馆。它以时间为线索，展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行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。展厅分为序厅、古代化工厅、近代化工厅、当代化工厅、中国中化厅、化工与生活厅，呈现中国化学工业从无到有、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，普及化工是什么、化工为什么、化工干什么。

我的本科专业学的是化工机械与设备（现名“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”），兼跨机械与化工，来此自然有一种归队般的亲切感。带儿女来，既有科学启蒙的意味，也有一层功利目的：希望借这次参观，丰富他们对化学的感性认识，提高学习兴趣。

进入位于北京市北四环西路62号中国化工大厦三层的博物馆，馆方接待的女士边握手边说，“我们馆面积不大。”我已提前了解到博物馆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，只是对这个抽象数字没概念。一路逛下来，腰腿略感酸痛，对于一家专业博物馆来说，其展陈面积着实不算小！

快速参观完古代部分，我们的脚步在近代部分慢下来。讲解员说，英国传教士戴德生（James Hudson Taylor）在1855年3月31日与中国学者王韬一行在上海游园时表演的化学魔术，首次使用“化学”一词，见于王韬当日日记。这激起了我的兴趣。此前，曾在网上见到种种说法，有说是“化学”一词是由日语引入的，有说是徐寿翻译定名的。看来，还是应当归功于传教士。多年前，读熊月之先生的巨著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时，曾被晚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规模所震惊。在化工博物馆，展柜内一本本泛黄的书刊将当初的震惊变得可见可感。我问，“是原件还是复制品？”陪同的一位历史学博士郑重地说，“我们馆展出的这些书刊都是原件。”回家后上化工博物馆官网查询，才知道，展出的不过是馆藏书刊的一部分。

在外国资本经营区，展示着英美商行的“洋火”“洋碱”，以示他们最初的垄断。讲解员的语调变得激昂起来。相邻的展板上则罗列着早期中国化工企业的名单，其中有创办于1892年的太原火柴厂（局），可见地处黄土高原内陆的家乡，在近代化进程中不算落伍。

创业离不开先行者。展览介绍了几位中国最早一代化工专家，“中国近代化学之父”徐寿及其家族被给予了最多版面，正是这位晚清科学家译出了《化学鉴原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近代无机化学的中文教科书，被誉为“化学善本”，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学术语体系的基础。我边听，边飞快地在手机上查阅。1901年，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在武汉汉阳钢药厂主持火药配方试验时，因混合药料过程中发生剧烈爆炸而当场牺牲，同时遇难的还有十余名工匠与官员，现场“尸骸焦烂碎裂，收检不全，惨不忍睹”。满门忠烈，岂止在战场？

这一部分既介绍了江南制造总局、天津机器局等官办企业，也介绍了几位民营企业家。粗粗一算，他们普遍享寿不长。创业的艰辛及其带来的身心煎熬可想而知。只是清朝当局会把他们看作“自己人”吗？

来到民国部分，我不由得叫起来，“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部分啦！”大家会心一笑。

民国时期，政局动荡，国势危艰，却是“实业救国”深入民心、企业家辈出的时代。化工成为当时的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。在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，赫然有“董事长杜月笙”的字样，历史的吊诡和复杂由此可见一斑。

当然，民国化工企业中，最杰出的首推范旭东在天津荒滩上创办的永利碱厂。据说，它与南开大学、《大公报》并称“天津三宝”。侯德榜发明的“侯氏制碱法”（也称“联合制碱法”）成为中国工业史上不朽的传奇。

就在这个寒假，正读高一的儿子问我，“制碱的方程式都一样，‘侯氏制碱法’究竟先进在什么地方？”我先凭印象说了个大概，再问AI，方知相对传统的索尔维法，侯氏制碱法的巧妙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1. 食盐利用率大幅提升，从70%提高至96%以上；2. 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，实现清洁生产；3. 直接利用合成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作为制碱原料，实现两种工业的联合生产，降低设备与成本；4. 同时产出纯碱（Na₂CO₃）和氯化铵（NH₄Cl）氮肥两种高价值产品，提升经济效益。越了解越细想，越感叹其工艺之精妙！

讲解员说，侯德榜在美国留学时，本来是研究皮革制造的，而且颇有成就。应范旭东邀请回国，他才毅然将研究方向转向制碱。

永利碱厂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创业，而范侯二位先贤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创业伙伴，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令人感叹的是，他们从来没有像如今不少创业者那样，刚见小利便发生纷争；范旭东也从未在永利之外另设一个什么主体，随时准备掏空永利。

我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侯先生有没有为他的这项伟大发明收取过专利费？”

那位历史学博士答，“没有，他把技术彻底公开了。他觉得，尽快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纯碱更重要。”侯先生的这个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今人站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角度，对此或许会有不同看法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收取专利费是正当的，而放弃专利是崇高的。

展柜里陈列着侯德榜穿过的蓝灰色工作服，用过的钢笔，还有随身携带的小型计算尺。睹物思人，纵然近百年过去，其崇高、朴素、坚毅的人格风范也可强烈感受到。展厅内竖立着侯德榜的半身像。我心中涌起阵阵冲动，欲向这位先贤鞠躬致敬，又担心惊着其他参观者，只好将敬意强压在心头。

1949年之后的部分，当然是展览的重中之重。鼎革之初便掀起工业化浪潮。“一五”时期苏联援建的“156项重点工程”至今被人津津乐道，其中，化工主要是吉（林）兰（州）太（原）三大化工基地的建设。

我最熟悉的是其中的太原氮肥厂（后更名为太原化肥厂），高峰期职工达6000余人。我不知道多少次乘车路过它的门口，印象最深的却是其周围的树几乎不长树叶，一座座高耸的烟囱里不停地冒着滚滚黄烟。大学时，又曾在厂里实习。工厂早已停产。Ｂ站上可找到视频，厂区内疯长的野草齐腰高，设备锈迹斑斑。有消息说，当地政府已推动“工业遗产活化利用”，探索将旧厂区转化为文化新空间。不知进展如何。从网上查知，1992年，太原化工厂组建为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，从市区迁出，退出高污染、高耗能的化工主业，转向新材料、节能环保、地产开发和物流贸易等新兴产业。太原制药厂曾为国内制药“四大家族”之一，2009年宣告破产，后改制重组。另外，近些年来，吉林和兰州的化工企业成为舆论热点，往往不是由于它们的经营业绩，而是其引发的生态灾难。如何蝶变重生，是老化工基地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。

展览突出介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成套技术引进。只是它不曾介绍背景：当时，中国人穿衣主要靠“布票”定量分配，每人每年仅几尺布票，做一件衬衫都不够。家庭普遍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衣服多是“大改小、旧翻新”，补丁摞补丁成为常态。1973年，国家计委提出“四三方案”，计划用43亿美元从发达国家引进48项成套技术设备，重点发展化肥、化纤和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。展厅里，有一个比真人略小的模型，身上穿的正是风行一时的“的确良”衣裤。我告诉女儿，它挺括不皱、色泽鲜亮，缺点是闷热不透气。1982年，“四三方案”引进的化纤项目全部建成投产；1983年，布票制度取消，终结了长达30年的纺织品定量供应历史。

展览只是具体地介绍一个个建设项目，没有点出“四三方案”这一宏大背景。可以肯定，没有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中美关系解冻，“四三方案”是不可能出台和实施的。

改革开放前的化工行业，成绩自然是有的，尤其是完成了一批固定资产投资。展览对此有详细介绍。科技人员的奉献精神格外令人感动。不过，计划经济注定是短缺经济，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存在的效率低下、激励缺失等弊端也是基因带来的。“吉兰太”概莫能外。

中国化工产业真正的繁荣勃兴，要到改革开放之后，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以及中国加入WTO之后。其中，管理体制的变革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，而多种所有制并举则改写了中国化工产业的版图。恒力集团、荣盛石化、万华化学、恒逸石化、盛虹控股等民营企业崛起并走向世界。中国化工博物馆的举办方中国化工集团，2017年收购先正达（Syngenta AG），创下当时中国企业最大规模海外并购纪录。而一些中国化工企业如今在欧美国家遭受的歧视性待遇，则折射了当今国际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的波谲云诡。

博物馆的展厅呈一个巨大的Ｃ字形。讲解员讲完，我怕过久耽误她们的工作，遂与她们告别。随后，我带儿女重又从入口进入，细细观看展品，细读说明文字。

走出博物馆，回望化工大厦，内心充实而凝重。

美国有机化学家、196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伍德沃德（Robert Burns Woodward）曾说：“在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旁边，化学家又创造了一个世界。”一路参观下来，我深深感到，中国化工产业的兴衰，深嵌于国运之中，而不在“旁边”。

从徐寿的译介，到范旭东、侯德榜的创业，再到“吉兰太”的建设，再到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，中国化工产业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化历程。对每一代化工人，我们都应怀有“温情的理解”。无论价值取向如何，他们同样怀有富强的梦想，付出过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，不过，21世纪的我们有条件客观认识他们的优长与局限、经验和教训。这并非苛责先人，只是为了更好前行。考察中国化工产业发展史，我们不一定非要长久沉浸在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等“屈辱叙事”中不能自拔。中国需要走过“历史三峡”，中国的化工产业也须随之驶过群山万壑。化工不是简单的器物，而事关制度；既是“用”，也是“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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